程章灿：书是打捞学海“沉舟”的网

书是物，上海的陈麦青先生出过一本谈书的书，书名就叫做《书物风雅》。书是读物，是文物，是玩物，也是风雅之物，是文人学士案头必不可少之物。如果让我找一个可以与书类比的物质形象，我愿意说，书是一张网。

书是一张网，联结古与今，联结古人与今人，联结此地与远方，联结一种文字与另一种文字。古人与今人，相隔千年，不必“怅望千秋”；此地与远方，不必“遥隔沧波”，书可以使人跨越时空，开卷之顷，便可“思接千载”，“视通万里”。

据《论语·八佾》记载，孔夫子当年曾经说过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孔子生活于春秋之世，却能上溯夏商二代，谈论其时之礼，依靠的就是文献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书。《尚书》中早就说过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典有册。”殷商时代的先人们，就有了最早的书，那时书的名称，叫做“典”或者“册”。

“典”、“册”二字都是象形文字，即使从今天所通行的正楷字体中，也还可以想见其简牍相互编连的样子。一典一册，乃至更原始的龟甲兽骨，每一片文字，都是用文字编织起来的网。物换星移，书的物质媒介也在不断演变之中，从龟甲兽骨到竹简、木牍，从丝帛到纸张，从抄本到刻本，从纸本到光盘、移动硬盘，书始终是一张网，可以帮助人类从忘川之中，网罗许多文字，世代传承文明与记忆。

书是一张网，联结书的撰作者、抄写者、刻版者、印刷者、销售者、购买者、阅读者、批注者、收藏者、研究者，联结各个时代环境中背景不同的各类写作者与阅读者。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组织起来，就构成了一个以书为中心的社会，来自政治史、经济史、社会史、文化史等各个方面的力，也会对书产生影响，发挥作用，从而影响书的形貌与内容（从生产流程来说）、价格、全残乃至存佚（从流通流程来说）、轻重与隐显（从文化地位上说）。这些围绕着书而展开的各种社会互动，构成了书的社会文化史。

书是一张网。这张网是有能量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生命力的。书通过作者之手生产出来，在读者之间流转。人类赋予书以生命，而书又以知识与思想反哺人类，以文化传承回馈人类。常言道，书比人寿。作者早已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的书还在世上流传，活在读者心中。只要还有读者，书就还有生命。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，书一完成，作者就死了。书的命运，甚至比人的命运有更多不确定性。离开了它的作者，书才开始踏上未知的漫漫长路，行走于人世间，翻山越岭，飘洋过海，面对江湖风波，面对无从预料的明天。每一本书，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也都有自己的道路。它们纵横交错，经纬相织，就是文化的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。中国书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，或者说，中国文化随着中国书走向世界，其间有难以计数的“书之路”，就像当年那条丝绸之路，一样值得我们注目。

书是一张网。网的特点，亦即其长处之一，就是可以无限制地向外编连、扩张。书的好处，也像网一样，可以围绕某一核心点，无限地向外衍生。孔夫子自称“述而不作”，“述”就是原作的衍生。如果原作是经书，那么，传注、笺证、解释等，都是经书的衍生。经书的衍生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，那就是纬。纬是配合经的，经纬相生，一纵一横，恰以网的形态衍生，也以网的形态存在。衍生还有各种不同的形态，续补、仿作、重刊、选编、汇辑、辑佚等，以某一点为中心向外孳乳，书的数量日益丰富，遂至浩如烟海。这些书彼此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这种书的衍生，既是物质形态的增长，更是知识的累积和文化的延展。

书是一张网。这张网上有无数节点，在这些节点上，生长出许多关于书的学问。这些学问，拣重要的来说，就有版本学、目录学、校勘学和典藏学，还可以加上辑佚学、考证学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非要把这几门学问归总起来，起一个总的名字，那就是“书之学”，也可以叫“治书之学”。版本学处理的是书的版本形态，涉及书的物质与内容两方面特征的辨别。目录学处理的是书与书之间的类属分别及其位置关系，涉及相对与绝对位置的判定。校勘学处理的是书的内容，减少书在生产流通过程中所遭受的“侵蚀”或“污染”，追求文本的本真。典藏学则处理的是书的收集与存放，涉及的主要是书的流传问题。很显然，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、息息相关的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，版本学关注的是书的内在与外在的形貌；目录学关注的是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；校勘学关注的是书的本来面目；典藏学关注的是书的存在形态。它们各司其职，把书学织成一张网。

在这几门学问中，从形态上看，最像一张网的，要数目录学。目录学，像一座建于纸上的图书馆。分门别类地安置，有条不紊地编排，经归经，子归子，不容淆乱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，伴随着天下大乱，往往是书物的流散，以及文化知识体系的淆乱。大乱之后，必有大治。新朝建立伊始，百废待兴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重新收拾书物，整理目录，梳理学术文化的遗存，将传世书目网络化，各书皆须精确定位。

西汉末年天下扰攘，东汉初年才有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南北朝重归统一之后，初唐才有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清朝天下大定，乾隆时代才编成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这三种著作不是简单的目录书，而是汉、隋、清三代对既有书物家底的全面清理，也是对上古、中古以及近古三个时段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总结。群书各就其位，一方面便于按“目”索骥，另一方面，也建立了一个书面知识的网络图谱。在这一网络图谱中，单本的书不仅有了背景，也有了各自的归属，好比有了户口，建了档案。即使偶然失踪，也有可能通过其户籍，通过寻访其街巷门牌左邻右舍，或者透过其亲属故旧的陈述，去查考其身世，局部恢复甚至精确描摹出“失踪人口”的面貌。书是一张网，有助于捕捞学术与文化之海中的“沉舟”。

▲本文作者程章灿先生读书照

关于书的学问，也可以说关于书的文化，在中国早已形成了无与伦比的传统。无论是读书，还是抄书，或者注书，抑或藏书，都有中国特色，这个特色别致而固执，根深而蒂固。这里不说别的，单说抄书。自古以来，就有抄胥、抄手、经生、佣书之类的人，靠抄书糊口。从主观上说，抄书是这些人的职业和谋生手段，从客观上说，他们是书的生产者与传播者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中国传统中，抄书即是读书，是重要的读书方式，甚至是治学方式。借书来抄，抄了读，读了再抄，渐成记诵，明代大儒宋濂就是这样刻苦用功，而成就自己的。“读书不如抄书”、“读十遍不如写一遍”，很多学者都奉行这样的古训。

对中国人的抄读传统，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充满了敬佩。他在《单向街》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，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同样地，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。坐在飞机上的人，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，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，景致的千变万化。他可以自由地伸展视野，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，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。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，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；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，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，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。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，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。中国人誊抄书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字传统，而书籍的抄本则是一把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。”

中国书是一张中国网，纵横交错，联结各种形态的汉字，联结各种不同的材质，联系各科不同的学问，也联结世界各地、不同时代的人，这样就有了中国书的世界。这样一个网络，这样一个世界，容得下长久的流连忘返，也容得下走马观花的惊鸿一瞥。

>原载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7年6月23日

延伸阅读

《书史纵横――中国文化中的典籍》

 （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） 

程章灿 许勇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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